季羡林先生为学堂庑之大，若求例证，可举《糖史》。近期，《糖史》单行本（见图，资料图片）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精校面世，这样我们就有了近窥究竟，乃至试述心得的机会。
（一）
糖之为物，寻常不过。为什么季先生会不避年迈，费尽心血，选择它来写一部长达80万字的历史呢？这里问的，就是《糖史》写作的缘起了。
事情的开始似乎有些偶然，尽管深想起来，自也有其必然在。季先生很早就注意到欧洲众多语言中与糖有关的字皆源出于梵字sarkara和khandaka，于是便逐渐产生了一种猜测：西方或许原本无糖，而那里最初的糖，很可能来自印度。后来，一张敦煌残卷辗转落入他的手中。残卷是20世纪初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，数十年辗转于众多中外学者之手，却始终难以读通。理解残卷的主要障碍在于，不知卷中“煞割令”一词是何所指。苦思之后，季先生揭破了它的意义，指出它正是印度梵字sarkara的汉语音译。症结由此化除，残卷随之通解无碍，而卷中所录，原来是一份蔗糖制作的说明书。
残卷的解读，使季先生进一步看到了以糖为载体的物质文化传播。数十年来，季先生专注于世界尤其是中印古代文化研究，对于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和影响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感受，如今发现糖这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背后，竟会“隐藏着一部十分复杂的，十分具体生动的文化交流的历史”，季先生对它的兴趣，自然也就浓厚起来。以后，随着眼界的扩大，他的“兴致更高”，遂于“怦然心动”之余，发愿考究糖史，并最终完成了我们看到的这部巨著。这或者就是注定，就是上面所说的必然吧。
《糖史》的撰写经历了漫长的过程，从1981年第一篇论文发表，到1998年第二卷“国际编”出版，前后达17年。17年间，季先生做了门类不同的研究工作，但《糖史》的写作却是念兹在兹，曾未释怀，其中1993年和1994年更是完全用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查阅典籍、收集资料，除周日外，“风雨无阻，寒暑不辍”。
季先生为写《糖史》而选来使用的，除了一切近人的相关论著外，还有中国古代的正史、杂史、辞书、类书、科技书、农书、炼糖专著、本草和医书、包括僧传和音义在内的佛典、敦煌卷子、诗文集、方志、笔记、报纸、中外游记、地理著作、私人日记、各种杂著、外国药典、古代语文（梵文、巴利文、吐火罗文）以及英、德等语的西文文献。古今典籍中凡他认为可资利用的，务必千方百计找来读过，穷搜极讨，而后心安。
用季先生自己的话说，《糖史》就是用“最原始，最笨拙，但又非此不可的办法：把想查阅的书，不管多厚多重，一页一页地，一行一行地搜索”。在巨量的图书中爬罗剔抉，“简直像是大海捞针，苦不堪言”。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艰辛的踏勘过程，甚至还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情感历程。经他翻检的图书，总计不下几十万页，每有所得，“便欣喜如获至宝”。而徒费半日，了无所获，当然同样可能。但遇此时，也就只好“茫然，嗒然，拖着沉重的老腿，走回家来”。若问季先生的治学道路，此番景象，就是写照。
（二）
为了了解季先生研究问题的具体方法，我们不妨把他最为重视的题目之一——白糖研究当作标本，围绕它做一番切近的观察，看看他对于其中涉及的中印文化交流问题是怎样取材，怎样分析，又是怎样总结的。
在这个例子中，季先生首先为我们列举了印度古代重要医籍《妙闻本集》（公元4世纪以前）中5种纯度不等的糖的梵名，其中最精的sarkara已较洁白。公元16世纪，另一部医书《有光》（Bhavaprakasa）中糖名多了两种：puspasita和sitopala。这里的sita及其音变形式sito都是“白”的意思，表明这两种糖的质量提高了，十分白净。另据印度学者拉伊·巴哈杜尔（Rai Bahadur）的说法，puspasita在孟加拉地区又称padma-cini和phul-cini。cini意即中国。至此，印度的白糖就同中国发生了联系，有了产品或者技术来自中国的可能。
回看中国，关于公元4世纪至16世纪的制糖情况，季先生认为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：
第一件，是印度先进的制糖技术在唐代传入了中国。季先生根据《新唐书》《唐会要》《册府元龟》以及王灼《糖霜谱》等书的记载告诉我们，唐太宗曾经遣使往印度摩揭陀国“取熬糖法”。以后不久，中国自产的糖便色味俱有提高。此外，季先生还举出王灼《糖霜谱》所载邹和尚的传说，作为印度当时拥有先进制糖技术的旁证。传说称，唐代宗大历年间，四川遂宁山上住着一位称作邹和尚的僧人。某日，邹和尚的驴子下山毁坏了当地人的蔗田，作为赔偿，邹和尚把如何制造好糖的方法教给了田主。不久，这个人便凭借售糖获得10倍之利。明代《天工开物》亦载其说，称邹和尚为“西僧”。根据这一记载，季先生认为邹和尚无疑来自印度。这样看来，在唐代，不仅中国曾经派人到印度学习制糖，同时也有印度人把先进的制糖技术带到了中国。
第二件，是中国的制糖技术在唐以后的数百年间取得了长足进步。季先生给出的证据，是有一种制作优质白糖的方法在《闽书南产志》《物理小识》《竹屿山房杂部》《天工开物》等明代典籍中频繁提及，称“黄泥水淋”法。这是一种脱色技术，能使糖品的颜值显著改观，以至“洁白异常”。季先生认为，黄泥脱色法“是中国人的又一个伟大的科技贡献”，它的发明和改进，为明代以前已能大规模制造白糖提供了技术依据。经过一系列论证，季先生断定，“中国制造白砂糖的技术，于公元13世纪后半叶传入印度，而传入的地点是孟加拉”。
一种生产技术如何在不同国家间往来传播、获得提高，前面所谈的，就是季先生为我们举出的实例。季先生用这样的实例向我们证明了他的信念：人类的不同文化之间是需要而且能够互相借鉴、互相学习的。无论近在邻邦，还是远在殊俗，只要有了这样的交流，人们的生活就会获得改善。
季先生以他毕生的努力，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，其中篇幅最大的《糖史》应属最为珍贵的典型。表现在《糖史》撰述上的治学精神对我们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，而其中最为突出、最有启发意义的，是他异于常人的勤奋和坚忍。因此，读先生的著作，我们尽可以享受他淹雅流泻的文字，咀嚼文字揭示的道理，而切切不可忘记的，更是藏在它们背后的劳苦和艰辛。季先生的学问，自非人人都能明晓，但是他对待学问的态度，却是我们常人能够了解，能够学习的。季先生天资卓异，且命途大体平坦，往往不乏机遇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毫不犹豫地把他的事业交付给勤奋。唯勤苦坚韧者可得天酬，正是季先生以他不倦的学术实践向我们启示的人生道理。
（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。为方便印刷，本文所引梵文的书写方式均未加变音符号）
编辑手记
一粒糖里的文明观
阅读并编辑《〈糖史〉读后》，是一个不断感动和自省的过程。皇皇80万字《糖史》，最初源于敦煌残卷上令人费解的“煞割令”一词。自此，季羡林先生十七年如一日，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辨认文明交流的线索，将彼此割裂的史料重新联系、审慎推演、合理存疑，不急于达成结论，不故作惊人之语，用沉甸甸的《糖史》示以治学正途。
《糖史》以东方视角书写世界文明，在“全球史”已成显学的语境下回望，开风气之先。它的动人之处，在于始终抱持着温厚深邃的文明观。季先生从书斋望向世界，由一粒糖写人类的共同命运：“人类总是互相支持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提携，互相依存的，谁离谁也不行。”“人类应当和睦相处，共同携手进入那一个有朝一日必然会来到的祥和如意的大同之域。”当世界再次出现封闭、对立与“脱钩”倾向时，翻开《糖史》，我们更能读懂一位读书人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拳拳之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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